数日前，朱祁铭听人说，陈循给景泰帝上了一道篇幅极长的奏本，其大意是：提督宣府军务的副都御使罗通虽是一介文官，却通晓兵事，才能非他人所能及。京城如腹心，边城如手足，二者之间本就有轻重缓急之分，所以朝廷在使用罗通这样的人才时，应避轻就重，避缓就急，命罗通回京训练京军，方称得上用得其所。还有，杨洪、杨俊父子都是善战之将，其手下都是善战之骑兵，而边城守军重在守城而不是重在野战，故而将杨洪父子统领的善战之兵放在宣府守城，可谓用错了地方，不如让其入京，由石亨会同杨洪、罗通训练京军，三人整训京军一年半载之后，京军必将堪为大用。
这道奏本虽未提及于谦，却很明显的是在迂回排斥于谦，意在废掉于谦京军总督的职权，至少是将于谦的督军之权分散开来，由罗通承接一部分。
大明的官场本就讲求制衡术，而今于谦、石亨权重，朝廷调罗通、杨洪入京分权，这也属官场常态，不值得大惊小怪，景泰帝的视野不太可能与于谦完全重叠，便采纳了陈循这个心腹重臣的建议，封杨洪为昌平侯，敕谕罗通、杨洪、杨俊领军入京。
殊不知，于谦在京营大力选优汰劣，整肃军纪，得罪了多股军方势力，进而招致许多文官非议，景泰帝与陈循如此行事，无异于给不满于谦的人提供了火力支援。更重要的是，京军的“革故鼎新”已到了啃硬骨头的关键时刻，此时分权，因政出多门，京营从此无人能真正主事，革新举措多半会半途而废。
于谦冤得慌。他只想做个兵部尚书，屡辞少保、总督二职，景泰帝又不准允，他只能身兼数职，在其位嘛，自然要谋其政，于谦可不想尸位素餐。
可是，于谦很想雷厉风行地为大明社稷做些意义深远的大事，无奈大明积弊太重，触及京营各级军官利益时，阻力尚且如此之大，试想，一旦景泰帝站稳脚跟，准备拿吏治开刀时，那番努力将会何其艰难！
有鉴于此，于谦本不想在这个时候激化景泰帝核心决策圈的内部矛盾，但陈循的说辞实在是过于荒唐，别的不说，罗通通晓兵事吗？杨洪父子善战吗？
从也先入寇大同时算起，杨俊连丢宣府数个城池，罗通、杨洪则龟缩在城堡里闭城自保，自始至终根本就没有迎战过鞑贼，战都没有战过，何来通晓兵事、善战的名头？
就在也先兵败京城，宣府鞑贼闻讯回撤时，右都督朱谦率军截击鞑贼失利，官军战死一百二十余人，对此，近在咫尺的杨洪竟再次作壁上观。兵部曾弹劾杨洪父子拥兵不援。
于谦思虑再三，向景泰帝提交了一份措辞还不算激烈、态度有所保留的奏本。
“迩者，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陈循等言：杨洪与其子俊善战，俱留京师。臣等窃惟宣府者，京师之藩篱；居庸者，京师之门户，未有藩篱、门户之不固而能免盗贼侵扰之患者也。今洪、俊并所领官军既留京师，则宣府、居庸未免空虚，万一逆虏觇知，乘虚入寇，据宣府附近以为巢穴，纵兵往来剽掠，虽不犯我京畿，而京畿能独安乎？曩自逆虏犯边，俊望风奔溃，将独石、永宁等十一城并弃之，遂使边境萧然，守备荡尽，虏寇往来如在无人之境，闻者无比痛恨。幸存宣府一城，有洪以守之，虽不救土木之危，以解君父之难，然足以为京师及居庸之应援，接大同等处之声势。今宣府、居庸兵将俱无，是弃之也！尚存者不过疲兵羸卒，无主将以统驭之，安能保其不离散乎？事之可忧，莫此为甚。臣等叨掌兵政事，有当言不敢隐默，况今国家多事，用舍举措当合公论，苟公论不协，则事之成否、利钝未可期也，乞以臣言付文武大臣及六科、十三道从公会议。洪、俊既留京师，边务当若何处置？或推选谋勇老成、廉静持重武职大臣一员，充总兵官镇守宣府，能干才勇武臣一员守备居庸，其原来官军亦宜斟酌遣还，庶彼此守备，不至失误。”